发布日期：2024-11-10 21:56 点击次数：1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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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星揽史说
编辑｜星揽史说
有的学者认为陶渊明“在中国文化史上，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。他成为自然的一员，不是旁观者，不是欣赏者，更不是占有者。”
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。
陶渊明“质性自然”，颖脱不羁，又深受魏晋玄学自然观的影响。
在处世态度上抱朴守真、率性自适的自然思想的确十分突出，
以致成为他后期生活的一种主导思想。
但是，能否因此就推导出“诗人主张的顺应自然同时就意味放弃一切人的作为和斗争，
而对人生社会持消极无为的态度”。
或说他达到了“对‘化’的顺从到对‘命’的乐于接受”，以致“泯灭情感”的境界，生活进入了“无是非和无欲求”，“放弃一切的价值关怀，即进入无价值”的状态呢？
这些问题涉及陶渊明的思想，影响到对诗人的评价，似有深入探讨和加以澄清的必要。
儒学影响深远
《宋书·臧焘传》:“自黄初至晋末百余年间，儒教尽矣”，“公卿大夫罕通其业”。魏至两晋时期，儒学衰落，玄学勃兴，
人为的试验屡屡失败，自然思想十分昂扬。
但是，儒学的衰弱只是从东汉“独尊”的地位跌落下来，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，
仍然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。
特别是儒学中的人为思想，一直指导着我国一代代的文人学士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理想的人格。
陶渊明虽然深受老庄玄学的影响，其自然思想的表现多方面的，
每个方面的表现又是相当充分的，并常常伴之以率真的行为。
但诗人毕竟是生活在由玄风畅行、清淡炽盛而向崇尚儒术转化的东晋时代。由于北方国土的丧失，士人开始转向实际，
又有了责任感和事业心，生活态度也变得严肃起来，这时儒学再度受到尊重和推崇。
而浔阳又是一个儒学中心，陶渊明则自幼“游好在六经”，服膺儒道，
所以他就并非一味任性，只讲自然，而放弃人为。从诗人的一生来看，他相当重视作为，人为思想颇为突出，
并表现在各个方面：
对于社会，他向往远古“黄虞”“羲农”时代的真朴，追求“明君贤臣”的理想政治，
谴责险恶的时风和卑污的世俗，“羲农去我久，举世少复真！……如何绝世下，六籍无一亲！终日驰车走，不见所问津。”
(《饮酒二十首》）诗人并不因为世风时俗败坏，士人道德沦丧，就避时循世，任情纵欲，或高蹈自任，企求羽化登仙，
而是积极入世，企求改良政治。
对待生活，陶渊明更是自强不息，勤劳节俭。“忆我少壮时，无乐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。”《杂诗十二首》)“少时壮且厉，抚剑独行游。”
（《拟古九首》“进德修业，将以及时。”（《读史述九章》)。诗人少年时，
有“佐君立业”“大济于苍生”的雄心壮志，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。
中年“以禄代耕”，入仕为祭酒，因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，即开始躬耕自资。
但长此以往，又担心自己碌碌无为，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：“行向不惑，淹留遂无成。”
《饮酒二十首》诗人先后入桓玄、刘裕和刘敬宣幕任职，
虽是“因贫而仕”，但更为“立善有遗爱”。“
先师遗训，余岂之坠。
四十无闻，斯不足畏，脂我名车，策我名骥，千里虽遥，孰敢不至！”《荣木》）诗人积极进取，希图见用于当世，立功扬名。
41岁，“逃禄而归耕”之后，他是：“代耕本非望，所业在田桑。躬耕未曾替……。”《杂诗十二首》“
开春理常业，岁功卿可观。展业肆微勤，日入负来还。”
《庚辰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“岂忘袭轻裘，苟得非所钦！”《咏贫士》诗人不愿“苟得”，
过那种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的寄生生活，而是以“田桑”为“常业”，“躬耕”不止，力求“自资”。
晚年，在躬耕之余，诗人不忘读书与游艺：“既耕亦已种，时还读我书。……泛览周王传，流观山海图。”《读山海经十三首》“息交游闲业，卧起弄书琴。”《和郭主薄二首》)
对于陶渊明的一生，鲁迅先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：“《陶集》里有《述酒》一篇，是说当时政治的。
这样看来，可见他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。
而且，干朝政还是留心……”诗人“总不能超于尘世”，
反映他还是面对现实，并非遗世的独立者。
“他于世事并没有遗忘和冷淡”，“于朝政还是留心”，表明诗人并非超然物外，而是关心社会，留心政治。
他对生活并非过分拘泥，过于执着，但态度又是相当认真严肃的。
他不像一般士人那样对待人生，遗落世务，消极避世，任情纵欲、疏狂放诞，
以清谈饮宴，来掩盖其腐化堕落的生活。
最鲜明而集中地表现陶渊明努力奋发的人为思想的作品
，当数《杂诗十二首》:“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，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。
日月掷人去，有志不获骋。念此怀悲凄，终晓不能静。”诗人慨叹时光沦没，功业未就，年华不再，欲伸自爱自励，有益于社会的意志。
在向外寻求生命价值过程中，他充满强烈的责任感和岁月的紧迫感。
对于子女，陶渊明舐犊情深，充满爱恋，和蔼慈祥，但也流露出一些不满
：“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，懒惰故无匹。阿宣行志学，而不爱文术。雍端年十三，不识云与七。通子垂九龄，但觅梨与栗。”
《责子》诗人为诸子“不好纸笔”，“不爱文术”，学业无望而悲叹，
热切地希望他们学业有成，仕途有望，不要“懒惰”。
在《与子俨等疏》中，他还训诲儿子要以管仲的“以败为成”，伍举的“因丧立功”为榜样，来激励自己
陶渊明不仅自己重视人为，而且要求儿子也有所作为。
总之，陶渊明不论是对社会，还是对生活，不论是对自己，还是对儿子，都重视作为。可以说，
人为思想贯穿诗人一生的各个方面。
也正因为他有积极进取、自强不息的人为思想，
才使自己与清淡玄理的名士、服食“仙丹”以求长生的道徒、期生净土的佛子区分开来，高出于一般晋宋士人。
陶渊明一生追求适性自足、本性不受任何破坏或改变，以求回归宇宙本体。
要求儿子有所作为
他也确实作出努力，并力求摆正我与物、个人与群体的位置，
取得了同时代人不可比拟的事业成就和高尚人格的完善。
在走向自然本体的过程中，陶渊明是说过：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。《形影神》这只表明他企图以服膺自然，委之“大化”的态度，
来解脱生死寿夭和贫贱穷通的困扰。
但是，尽管诗人外表旷达超逸，似乎舍弃‘喜’“惧”，“泯灭情感”，
而内心的情结并不能真正解脱。他对死亡和人生短促，仍然有忧虑和伤感，并积极努力以延长生命或增加生命的密度：“日月有环周，我去不再阳。眷眷往昔时，忆此断人肠。”
《杂诗十二首》“世短意恒多，斯人乐久生。……酒能祛百虑，菊为制颓龄。”《九日闲居》对于贫穷的生活，诗人内心痛苦，惭愧不已：
“汝辈稚小家贫，每役柴水之劳，何时可免？
念之在心，苦何可言。”（《与子伊等疏》)
在其他方面，陶渊明更不会“舍弃‘喜’‘惧’”心理、“泯灭情感”。
否则，就不会有他的诗，他也不可能成为诗人。因为“没有感情，就没有诗”，也不能成为诗人。
这是许多诗人总结出的经验。作为大诗人，陶渊明不仅有感情，
而且“是一位缠绵悱恻多情的人”，“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。
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，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。”
他爱憎分明，喜惧哀乐都有直率的表现
：“吾亦爱吾庐”，“念此使人惧”，“但畏人我欺”，“哀哉亦可伤”。
离优凄目前”，“乐是幽居”等等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），很显然，“泯灭情感”说，
是无视诗人生活、思想与作品实际的无稽之谈。
至于陶渊明“泯灭情感的前提”，则是“无是非和无欲求”。而“无是非”的涵义，是无“善恶的价值判断”，
“放弃一切的价值关怀，即进入无价值”的境界。
追求田园生活
而“无欲求”的涵义，是“无意志化的过程”，具体则表现在对“最起码的物质条件都不能保证，不可常得”。
“诗人没有任何不满和抱怨，他已完全泯灭了意志，
对这种最贫穷的生活也不想作任何改变”。
类似说法，离诗人的实际似乎更远。
陶渊明摆脱了世俗的价值观念，不以物务自摆，“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”《五柳先生传》)，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张扬，
但他并没有落到“无是非”，不分善恶的地步
。
他并没有放弃“价值关怀”和“价值判断”，“进入无价值”的境地。
我们只能说他把生死寿夭、贵贱出处看得比较淡，表现出旷达的情怀，似乎有些超脱。
在政治方面，诗人向往“轩唐”之世，批判“八表同昏”的现实；人性方面，
他崇尚“真淳”的古俗，反对浇薄的时风。
生活道路上，他要返归“无世情”的田园，远离险恶恐怖的官场，长期躬耕以自资，
反对鄙视劳动和不劳而获。
艺术上，他力主真淳，“质而自然”，不易富艳与雕琢。
由此可知，诗人是有明确的是非，感情倾向也很鲜明强烈。
这样，他就不会“放弃一切的价值关怀”，放弃“善恶的价值判断”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：不是陶渊明没有价值观，
只是他与那些不营业务，整日空谈的士人价值取向不同罢了。
结语
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由于儒教传统的强大影响，人为思想一直是我国历史传统的主流，
而自然思想只是一条支流，有时竟是暗流。
所以，文人士子多积极入世，关心政治，执着人生。只是魏晋时期，由于儒学的衰微，
自然思想才张扬起来，以致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潮。
参考文献
1.罗宗强《玄学与魏晋士人的心态》第343页
2.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第306页
3.《陶渊明的本体和“真”》炒股配资配资线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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